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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钱打水漂 - 郑培凯忆余光中: 他想当大诗人,在家和师母说四川话

金钱打水漂 - 郑培凯忆余光中: 他想当大诗人,在家和师母说四川话

金钱打水漂,封面新闻记者 张路延

“余先生过去了”,12月14日,香港,如常工作的学者郑培凯,接到夫人一通电话,才知道老师余光中离开的消息,他一下子就懵了。

在他印象里,余先生还是精神矍铄的样子,2015年,余光中受他邀请来香港城市大学讲座,提问者众,他反应敏捷,回答的快,妙语连珠,“都说(余先生)肯定长寿,100岁没问题。”

思绪回到50年前,当时的郑培凯,还是台湾大学的学生,余光中,则是给他们上英诗课的老师,他个不高,英挺瘦削,总是西服穿得笔挺,学生们说他“风度翩翩”,最妙的还是课讲得好,“他喜欢现代诗,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派,主要讲的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的英美诗人。”

余光中和喜欢文学创作的学生亲近,鼓励他们写诗。郑培凯早期写诗,请他提意见,他还会帮着改,“他不是给你改某一个字,而是从诗的整体结构着眼,说你这句可能跟整体的意蕴有冲突,一首诗,整体还是要说出个意思的”。郑培凯说,余光中从不搭老师的架子,喜欢的学生,还叫去家里吃饭,“余师母烧得一手好菜,夫妻两人在家说四川话。”

在访谈中,郑培凯陷入长时间的回忆,有几次停顿,“我是懵的,懵的,脑筋转不过来,(余先生)太突然就走了,我跟你说这么多,还是反应不过来,他的音容笑貌都在我面前。”

右为余光中夫妇,左为郑培凯夫妇

他像个江南文人

上世纪60年,郑培凯还是台湾大学的学生,余光中成为他老师,是因缘巧合。

“当时,教我们英诗课的是一位老先生,叫苏维熊,他偏好讲诗的韵律,而不是诗的本身,我们其实对诗本身更感兴趣,总觉得有点别扭。不料,更不巧的是,上了两个月课,先生突然过世了,学校很着急,需要请人代课,就找了余先生。”

在他回忆里,余光中个子不太高,很瘦,后来到老也是瘦瘦的模样,脸方方的,却不像有棱角,反倒是很柔和,“平日里,他总是像个江南文人,温和的,平日里穿西装,很笔挺,学生们都说他风度翩翩。”

当时,台湾现代诗诗社呈现三足鼎立之势,各有代表人物,比如现代诗社与纪弦、蓝星诗社与余光中、创世纪诗社与洛夫,“纪弦是我中学老师,他脾气比较古怪,不爱与人亲近,余光中则不是,我学写诗时,有两个人给我改过诗,一个是周梦蝶,一个是余光中。”

在他回忆里,余光中上课很风趣,偏爱现代诗派,而不是古典诗派,“他看国外诗很多,刚刊发他就译出来给我们讲,当时很多他讲过的新诗人,现在都成了大师,他教书还不古板,我记得他还讲过一首有名的戏和诗。当他讲了matthew arnold 的名诗《dover beach》之后,居然找了一首anthony hecht颠覆性的《dover bitch》,大讲现代诗人的反讽意图。诗名有意戏谑,很滑稽,我们想,还有这么教书的,这个老师活泼。”

余光中不仅教他们品鉴诗歌,也鼓励他们多写作,“我当时在一个小本子写了几十首诗,给他看,他就真的给我动手改,不是一个字一个词的修改,而是指出我句子的毛病,说这一句和整体不对,一首诗,整体还是要说出个意思的,不是乱跳来跳去,它一定有个主题。”

我要当major poet(大诗人)

“他说写诗,要当major poet(大诗人),不要当minor poet(小诗人)。”

在他记忆里,余光中这一句话,让他们印象特别深,“我们当时不懂,都在背后偷偷笑,老师真有雄心壮志,现在想来,其实很真诚,他一直是很努力很踏实的人。”

郑培凯说,余光中欣赏李白,写了“酒入豪肠,七分酿成了月光。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。绣口一吐,就半个盛唐”这样的句子,但其实,他锻炼诗句的取向,更像杜甫,“杜甫擅长律诗,所谓‘晚节渐于诗律细’,余先生写诗时,也是着意锻炼语句。”

他说,不仅是写诗,余光中写散文也是如此,他用诗的方式写散文,不仅注意句子的捶打,也引进写诗的意象。“他自己说,右手写诗,左手写散文。这讲得很有意思,后来还有第三只手写文学评论,第四只手写译作。”

虽然讲的都是现代诗,但余光中极为注重古典和现代的融合,“他早前是现代派,受外国文学影响,写白话诗,还模仿英诗的十四行诗,但慢慢就在诗里融进了很多古典的东西,这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,被欧美先进的东西所吸引,但本质里还是中国传统的底蕴。”

他举例,余光中早年有一本诗集,叫《莲的联想》,就是二者的奇妙互通,“既是现代诗,又是婉约词,说是新古典主义,不失传统又现代,是很恰当的。”

《乡愁》只能缓缓地读

2015年,在郑培凯邀请下,余光中去香港城市大学为城市文化沙龙做嘉宾,谈了谈“诗文评译”之四维空间,吟唱了苏轼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,末了,还示范朗读了自己的《乡愁》。

“余先生说,《乡愁》只可缓缓地读,不能朗诵得太凄厉,不可做痛不欲生状。”在郑培凯回忆里,余光中说过,他的《乡愁》写得非常快,“一下子就写完了,那是缠绕他一生感情的东西。”

他说,余光中讲过一句话:大陆是母亲,台湾是妻子,香港是情人,欧美是外遇,从中就可见他的态度。《乡愁》一首诗,表面上用的都是极为平淡简单的词汇,但里面蕴藏的却是深不可知的感情,“就像一潭水,看似静静的,下面则是波涛汹涌。”

这次讲座时,许多人向余光中提问,他都回答得很好,妙语连珠,郑培凯说:“余先生反应很敏捷,还很幽默,我们都想他一定长寿,活到100岁没问题,还邀请了他来年做另一个讲座,不料摔跤进了医院,后来师母又说好了,这两年,他还一直在为教育发声,我们都想着,先生身体一定还是很好。”

在他回忆里,余光中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,他念大学时,两人住得近,都住在厦门街,“他不搭架子,我们几个喜欢的学生,他们还会叫去家里吃饭,余师母烧得一手好菜,两个人最有趣的时,他们在家讲四川话,两个人都在四川呆过,就像是一种体己话。”

晚年时,余光中依然没有任何架子,郑培凯的助理在香港结婚,请他当证婚人,他也来了,“他本来就是温和的人,年轻时,还有些棱角,到了晚年,就越来越柔软了。”

郑培凯,号隐堂,1948年生,山东日照人,著名文化学者、历史学家、香港特区政府荣誉勋章获得者。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,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,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博士后,师从蜚声国际汉学界的史景迁教授与余英时教授。曾任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、耶鲁大学以及台湾大学等校,1998年到香港城市大学创办中国文化中心并担任主任及教授,推展多元互动的中国文化教学。

现任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、中华学社创社社长。兼任香港艺术发展局顾问、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博物馆专家顾问、港台文化合作委员会委员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员、浙江大学中国文化客座教授、逢甲大学特约讲座教授、中国丝绸博物馆理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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